周总理的保险柜里有何秘密文件 邓颖超也从不知

核心提示:平时,周恩来都是亲自取放保险柜里的东西,至于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,邓颖超也从不知晓。在总理身边工作了21年的赵炜有过两次打开保险柜的经历,第一次是“文革”初期,周恩来让赵炜将里面存放的三个存折取出送交中国银行保管,三个存折累积40万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,“文革”一起,傅作义怕红卫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来这里保管。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已是周总理去世,来清理遗物。



周恩来与邓颖超 资料图


1955年1月,从部队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不久的赵炜,被调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工作。她至今清晰记得第一次见总理夫妇的情景。


“那天,周总理就像我们在报纸照片上常见的装束——身着灰色中山装,脚上一双黑皮鞋。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春日,邓大姐穿的显得有些多:一件带花的薄呢子大衣,脚上是蓝呢面棉鞋,头上还包着一块当时非常流行的花方巾。”


身边的卫士向总理简单介绍了赵炜的情况,握手之后总理问了赵炜几个问题,“我的手心直冒汗,声音也有些打颤”,周总理微笑着说:“不要紧张,我是总理,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,咱们都是同志。”


周恩来夫妇所居住的“西花厅”紧邻中南海西北门。邓颖超后来在一次跟赵炜散步时告诉她,周恩来最初住的是丰泽园,后来毛泽东要搬进来,周恩来偶尔路过这里,一下子喜欢上了盛开的海棠花,便搬到了这个小院,一住就是26年,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又生活了16年。“有人认为恩来喜欢马蹄莲,其实我们俩都最喜欢海棠花”,邓颖超这样告诉赵炜。


到西花厅,赵炜的第一个感受是那里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和别人不一样。周总理习惯夜里办公,最早也要到凌晨二三点。据说以前中央曾请刘伯承给周恩来当参谋长,刘伯承听后急忙说:“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,我可熬不过他,还是另请他人吧!”上午基本是周恩来的休息时间,秘书们的作息也跟他一致,所以西花厅的上午大多是静悄悄的。


西花厅一天的繁忙是从总理起床时间为起点:先是忙着请示汇报的秘书们——五六十年代,周恩来总共有20多位秘书,负责联系不同的部委,周恩来办公桌左手下有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,便于找这些秘书。“文革”后,这些秘书只剩下两位;遇到急事,男秘书们干脆把总理堵在卫生间里,所以也有工作人员们戏称这里是“第二办公室”。总理的早餐常年不变:面包、果酱、黄油和豆浆鸡蛋冲麦片。


“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。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,另一件是办公室和保险柜这两把钥匙。”赵炜回忆。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,他自己一把,值班秘书一把,值班警卫一把,连邓颖超都不能“私自”进入他的办公室。或许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袭下来的习惯,周恩来的钥匙几乎24小时不离身,平时放在衣服口袋里,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,出国时才交给邓颖超保管,“大姐把钥匙放在信封里,为了避嫌,特意用钉书器把信封口钉上,等总理回来后再完璧归赵。”


平时,周恩来都是亲自取放保险柜里的东西,至于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,邓颖超也从不知晓。在总理身边工作了21年的赵炜有过两次打开保险柜的经历,第一次是“文革”初期,周恩来让赵炜将里面存放的三个存折取出送交中国银行保管,三个存折累积40万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,“文革”一起,傅作义怕红卫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来这里保管。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已是周总理去世,来清理遗物。“说实在的,这次打开保险柜很出乎我意外,因为里面根本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。”总理是个保密意识很强又很细心的人,赵炜推测,他一定在住院时就把里面的重要东西作了安排。